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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卿赴德治病导致逝世内情

时间:2020-12-23 08:05 来源:老兵读史 编辑:菠萝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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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,天塌下来,有他顶着。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,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军委秘书长、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,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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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,天塌下来,有他顶着。”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工作了整整10年,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军委秘书长、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个要职,但是在“文革”前夜,他不幸蒙难,度过了10年的艰难岁月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又是他公开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。今天,曾经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王仲方老人,将向我们讲述他眼中的罗瑞卿。

1966年春节,王仲方从外地回到北京,想去看望他的老领导罗瑞卿,但是,这一次他却没有看到。

王仲方 (以下简称王):因为罗瑞卿在10年公安工作当中,有的时候毛主席批评他,有时批评得很严厉,比如说,“三反五反”的时候,有人揭发他,说他1951年到广州去考察工作的时候,花了很多钱,很奢侈,毛主席还点了他的名,他挺紧张的,因为那次是我跟他一道出去的,我知道这个情况,后来我就帮着罗瑞卿写了个检讨,毛主席看了很满意,就算过关了。所以这次我心里想,罗瑞卿这又出事了,是不是我再去帮他写写检讨吧,秘书讲你千万别来,说现在情况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。所以我就没有去。

后来,王仲方回到他工作的青海省,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,王仲方得知了罗瑞卿的进一步消息。1966年3月18日,面对批判无处申辩的罗瑞卿从家中的阁楼跳下,他没能结束自己的生命,只是从此失去了健康的左腿。

王:上海会议以后,北京就开了个军委会批判罗瑞卿。后来就上纲,越上越高,搞得罗瑞卿就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了,最后罗瑞卿跳楼自杀。缎库胡同三层小楼,是两层,上面一层叫做阁楼,就是放东西的,很低,他就从阁楼的窗子里爬出来跳下来的。那个楼不算高,四五层下来的话,他早就摔死了。

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,王仲方了解到,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,是修正主义的错误,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。此时,王仲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也判断自己难免会受到牵连。

王:罗瑞卿问题出来以后,虽然主要是军队的问题,没有牵涉到公安。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公安,而且在他的身边工作这么久,关系又比较密切,我们有这个弊病,就是哪一个人出了事以后,就要从他祖宗三代查起,而且即使他工作很有成绩,也要肃清他的影响,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跑不了了。

1949年,中央筹建公安部,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北平,让他担任公安部部长。7月,罗瑞卿走马上任,公安部每天等他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。正是在这一时期,王仲方到罗瑞卿身边,当上了他的政治秘书。

王:要找个适当的人去罗瑞卿身边工作,可是大家很踌躇,因为罗瑞卿这个人办事快捷,而且要求很严,如果要是有地方有时候搞得不对,他批评是很严的,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讲,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到他那儿去工作。拖了很久以后,文件、电报积压得越来越多了,后来我就给罗瑞卿写了封信,说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,我来试一试,不合适的话,再换人。

在王仲方看来,罗瑞卿虽然以严肃闻名,但他并不是完全不讲人情。早在延安时期,王仲方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时,就曾给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过意见。

王:罗瑞卿讲课讲了一个多月以后,征求大家意见,说同学们对我讲课有什么意见?大家都说,你讲得好,没意见。我就站起来,我说我有意见。他说你有什么意见,我说你到这里讲了一两个月的课了,从来都没看见你笑过,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大后方来的学生们有意见。罗瑞卿很动感情地说,我不是对你们有意见,看不起你们,对你们到抗大来学习,我是满心高兴的,可是我笑不出来,因为我在红军作战的时候,嘴部负伤了,嘴巴张不开,所以说我想笑,我也笑不出来,还请你们大家原谅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,王仲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罗瑞卿的认可。

王:一去的时候,我说我是你的学生,抗大三期学生。罗瑞卿说你不是我的学生,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。

王仲方说,建国初期,公安工作面临着保障安全和稳定社会的重任。

王:国民党特务想要造成首都的混乱,那时他们就在有轨电车总站长辛店纵火,几十辆电车都烧掉了。那时候电车本来就不多,所以特务想造成交通混乱,人心也就不安定了。当时类似这样的破坏活动可不少。比如说有个辅华火药厂爆炸,有个翠明庄,国共和谈的时候,中调处执行部就在那里,叶剑英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住,突然起火了。当时不是这个地方冒烟,就是那里起火,搞得挺紧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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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瑞卿担任第一任公安部长,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。建国初期,公安工作面临一团乱局,罗瑞卿在10年公安部长的任上,开展了“镇反”等运动,摧毁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机构,此外,公安部还担当了中央领导人的保卫重任,秘书王仲方说: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。所以才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话:“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,天塌下来,有他顶着。”1951年,按照毛泽东的指示,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在全国开展了“镇反”运动。

王:这个事情在全国发动以后,抓了一大批人,也杀了一大批人。当时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被抓起来以后,采取杀人以前贴布告的方式,说什么人犯罪了,犯的什么罪。另外,枪毙罪犯是采取公开镇压的办法,就是让这些留下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不敢妄动,你要是再搞破坏活动,我立刻就镇压你。所以镇反运动,搞了一年多,还是起了很大的效果的。

1951年5月,全国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,公开的破坏活动减少了,但隐蔽的特务活动日益增多。罗瑞卿指示各地公安机关要加强隐蔽战线上的斗争。

王:所以那时候就给广东省公安厅做了工作,加强他们的力量,就是做到炸弹不允许过韶关。

绝大多数特务活动被阻止在中国的南大门,但也有少数漏网的特务潜入北京。1954年6月,蒋介石派出外号“赛狸猫”的飞贼段云鹏,目标直指中央最高领导人。

王:段云鹏,国民党的王牌,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,据说他能翻墙入户,也善于打枪。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。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,几次到北京来,我们都没抓住他。

建国后,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,就是负责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警卫。得知段云鹏潜入大陆、伺机暗杀中央领导人的消息后,罗瑞卿认为不能消极等待,要巧设圈套让他进来。1954年国庆节前,公安系统布下罗网,活捉了飞贼段云鹏。

王:抓住他以后,罗瑞卿就报告毛主席。毛主席挺高兴地说,这个人把他抓住挺好,说是不是他轻功很好,是不是让他飞一个,我们看一看。

经过“镇反”运动,又打赢了隐蔽战线上的斗争,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工作连连告捷。1956年,这是全国发生案件最少的一年,而且那一年真正是让老百姓做到了夜不闭户,晚上不关门睡觉也放心了。路不拾遗,就是拾到东西以后,不据为己有,连小学生都会将拾到的一毛钱交给交通警。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治安情况确实是最好的一年。在王仲方眼里,公安部长罗瑞卿把护卫毛泽东的安全看成重中之重。

王:毛主席如果要到北京天桥剧场去看戏,罗瑞卿不放心,都要亲自去看一看剧场周围安全保卫怎么样,包括警卫的安置。另外就是毛主席坐的椅子,他要先去试一试。毛主席如果要是出去,都是罗瑞卿亲自陪同他。每年的5月1日、10月1日,天安门要开大会,晚上还有晚会,罗瑞卿经常都在毛主席身边,所以罗瑞卿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大警卫员。当然了,其他的领导人的安全,他也关心,但是他对毛主席的安全,是觉得自己特别负了一个特别的责任。

建国初期,公安部的报告按照惯例先报到政务院,毛泽东看不到公安部的报告,就专门把罗瑞卿找去提出批评。

王:毛主席批评他,说是你们烧香找错了庙门,公安工作这么重要的部门,这么大的事情,为什么不找我?周总理解释说,他们报告是有的,送到我这里了,我没有转给你。把罗瑞卿搞得挺紧张,所以回来以后,赶快给我们办公厅这些人讲,以后要直接给毛主席送报告。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月要写一次综合报告。

此后,公安部很快完备了直接向毛泽东本人的请示报告制度。王仲方说,那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。

王:我们知道毛主席和罗瑞卿关系是很密切的,而且他也很爱护罗瑞卿,罗瑞卿如果有什么毛病,别人有什么反映,他就告诉罗瑞卿,说你要注意;如果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看法,就让罗瑞卿亲自到那位领导人那里去说明情况。

罗瑞卿凡事求好求快,毛泽东对他的这种工作作风曾经给予提醒。

王:毛主席曾经提醒过他: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当然他也比较注意了,但是他这个严肃是有名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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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,罗瑞卿离开他工作了10年的公安战线。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后,王仲方也从公安部调到了青海省委工作。

王:1965年是他的事业的高峰,因为这个时期他是军委的秘书长,军委的常委,林彪又经常生病,实际上是由他来主持工作,虽然名义上是由贺龙来主持工作,但是实际上具体工作都是他做的。当时有一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日报告,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,本来由林彪来做的,林彪不能出来,所以就由他来做,这个报告真是震动全国,影响也很大。可以说那个时候罗瑞卿真是“意气风发”,而且工作从各方面来讲,又都很顺利。

1965年,王仲方眼里正“意气风发”的罗瑞卿并没有意识到,有人会对他不满。作为总参谋长,罗瑞卿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请示工作。林彪就向罗瑞卿提出要加强通气,说他通气是有的,但是还不够,要加强。

王:那个时候我想他可能也缺少警惕,也得罪了一些人,特别是可能得罪了一些老帅,不光是林彪,当然林彪那时候对他更不满意,所以这样就找了各种理由来非难罗瑞卿。

1965年11月,上海会议前9天,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工作,谈话过程也相当平和。此后,罗瑞卿按计划飞往大西南察看地形。

王:我感觉他没有感觉到好像会有什么,因为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毛主席支持他。如果他要有什么不合适了,毛泽东会提醒他。所以搞一个突然袭击,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,在这个突然袭击面前,他受不了了。在上海会议以前,他心里毫无准备。

1965年12月8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,这次会议也被称为是“上海紧急会议”。会前,包括刘少奇等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都不清楚会议的内容,见面的时候还互相打听。而在会议的前三天,罗瑞卿并没有到会,只是到12月11日,接周恩来的电话通知,罗瑞卿才赶到上海参加会议。当时的罗瑞卿,并没有想到,一场风暴已经来临。

王:讲到上海会议,他挨整那一次,当然这个上海会议,是一个谜,究竟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开上海会议,而且把罗瑞卿拿下来。

1965年12月,上海会议期间,王仲方因为健康问题正在上海治病。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到上海参加会议,王仲方到锦江饭店去见这位老朋友,因此得知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消息。但是对于王仲方来说,他并不认为这次会议与中央的其他会议有什么不同。

王:中央开会,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经常出席,所以觉得一年都要开一两次,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王仲方事后得知,上海会议与他所参加过的其他会议,气氛大不相同。

这次的会议特别保密,所有的秘书、随员,都不能参与,文件本来都是由秘书来保管的,这次不要秘书保管,由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局长,亲自把文件送到每个人口袋里,每个人发一个小的保险柜,放里头,不让任何人接触。所以这个会议开始以后,气氛就非常神秘。

12月11日,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接到上海,但罗瑞卿夫妇并没有踏进锦江饭店的大门,被汽车直接拉到一个小院子里软禁起来。

王:上海会议半截的时候让他来的,他在云南边境上察看地形,然后被通知来开会。在飞机上的时候,他还在处理文件,等下了飞机以后,进了住的地方,周总理和邓小平告诉他,他才大吃一惊。

很快,上海会议的内容就在党内传达了,会上集中讨论了罗瑞卿反对林彪,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三大问题。

王:那是上海会议完了以后,上海市委的副书记就给我传达了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不可想象。不久,胡 耀 邦到了上海,我还给胡 耀 邦讲:这是怎么回事?胡 耀 邦说:不要紧,罗瑞卿现在虽然军队的职务免了,但是他的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现在还没免嘛,毛主席跟他关系那么好,不会把他怎么样。

从罗瑞卿个人的灾难开始,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在中国蔓延。1967年4月,身在青海省的王仲方已经没有办法了解罗瑞卿的消息。正如他自己的判断,作为一名老公安,罗瑞卿曾经的秘书,在那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之下,他也没有躲避的可能。

王:周总理知道我在青海管政法,就问王仲方同志现在哪里?有人说是现在已经给隔离反省了。林彪当时在场说,王仲方,我到处找他找不到,他跟罗瑞卿的关系密切,罗瑞卿的事情他都知道,把他搞起来。刘贤权他们回到青海,就把我抓起来了。

王仲方说,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。

王: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罗瑞卿怎么控制、指挥上海的公安机关,江青在上海的时候,怎么派人跟踪监视她,窃听她的电话。我说这个我根本不知道,他说你只要把这个交代了,我们立刻放你。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。他们问了好几次,后来拍桌子说:你不交代,你就给罗瑞卿垫背吧。

5年多的牢狱生活,王仲方依靠鲁滨孙精神鼓励自己撑下去。直到有一天,凭着看守的一个举动,王仲方判断他的问题可能出现转机。

王:林彪的飞机爆炸以后,我虽然不知道,但是我察觉了。因为突然有一天,这个看守员把我的监房打开,把我看的书,都给收走了。过了两天,又还回来了,还回来一看,什么“老三篇”,还有什么毛主席语录,凡是林彪在上面写了字的,都撕掉了。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,到了这种地步,林彪一定出了大事,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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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监狱里,王仲方每天还能读到 《青海日报》。1971年,他发现报纸上突然看不到有关林彪的任何消息,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判断:林彪出事了。王仲方看到了重获自由的希望。1972年,王仲方结束了6年的监禁生活。而第二年,时隔10年之后,他重新见到了罗瑞卿。

王:我去看他的时候,他坐在沙发上。他一下子就从沙发上站起来,跟我握手,半天都没说话。后来我就讲起了我的情况,说是我的老父亲,他认识,也被饿死、整死了。他挺难过,说是想不到怎么会牵涉到你的父亲。

1977年,罗瑞卿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,已经70多岁的他自我激励要做“拼命三郎”,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1978年,胡耀邦审阅定稿,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 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 的文章,在党内引起争议。罗瑞卿用行动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。

王:这个事情弄出来以后,结果华国锋不赞成,另外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也不赞成,后来还有一些人也都不赞成。紧接着还有一篇文章,叫做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》,也是再一次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,这篇文章党校来组织,胡耀邦不好出面了,就交给罗瑞卿。罗瑞卿说行,我来搞。结果就把这个稿子发给解放军报社,罗瑞卿亲自看了好几次,改了好几次,这篇文章的影响对“解放思想”所起的推动作用是相当大的。

当时,“两个凡是”的观点依然盛行,罗瑞卿的举动在旁人看来要冒一定风险。王仲方说,1978年6月下旬,罗瑞卿发表 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》 的决心非常坚定。

王:有人对罗瑞卿讲,这篇文章最好你不要管了,不要发表。罗瑞卿说,不要紧,《人民日报》 不能发表,《解放军报》 发表,他不是那时候管军队工作嘛。如果要打板子,打我,你们发表吧。所以那篇文章一发表,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力量就更大了,小平同志也出来说话了,后来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思想先导。

恢复工作以后,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行动不便,无法像从前一样到各地视察和调研,他急切地希望能够甩掉轮椅,行动自如。

王:这个时候,有人告诉他,说你的腿可以治好。最好是去西德。当时的卫生部长是罗瑞卿的老战友,说到西德去,我肯定帮你,给你治好。罗瑞卿当时希望能够自由行动、工作,他就去了。

 

罗瑞卿临行前,王仲方到西山去看望他。当时罗瑞卿除了腿脚不便之外,他的身体状况良好。王仲方说,他当时并不赞同罗瑞卿去德国治疗。

王:到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,医生突然病倒不能去了,就临时换了个医生,这个医生不熟悉他的身体状况。到了西德,手术非常成功,关节也换得很好,外国医生告诉他说,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。他还挺高兴的。可是到了半夜,他的心脏支持不了了,因为全身麻醉影响心脏,所以他也觉得不行了,赶快就说:心口不舒服。等到夫人郝治平赶来的时候,他已经过世了。

1978年8月3日,罗瑞卿在德国波恩逝世,享年72岁。1980年5月20日,中共中央发出 《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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